古语云“医战相通”，医、战两者皆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经验总结，具有共同印证、相互补充、协同发展之效。

兵法，与中医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孕育而出的两朵奇葩，更可谓异曲同工、殊途同归、同根同源，且桴鼓相应。

徐灵胎将治病类比为国号脉，如同设药是为攻疾健体，设兵是为除暴安良。组方用药，君臣佐使，故祛病益寿；齐平天下，君臣佐使，故富国强兵。

篇中有“以草木偏性，攻脏腑之偏胜，必能知彼知己，多方以制之，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”。指出医家治病当通晓药性，如同兵家打仗当熟知兵情，用之得当，方能有如神助，运筹帷幄，必起沉疴，决胜千里之外。

“天下之病，千绪万端，而我之设法，亦千变万化，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之处参悟通澈，而后能临事不眩。”

医家必须熟习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本草》、《伤寒》等经典医籍，审经络脏腑受病之处，及七情六气相感之因，而后立法以除横暴之疾，以防微知变，以守本逐病，此之谓“孙武子十三篇，治病之法尽之矣”。

清代兵学家邓廷罗在其所著《兵镜备考》中说“救乱如救病，用兵犹用药”，同出一理。

《孙子兵法》亦明确指出：“攻城之法，为万不得已”，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。”强调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。《孙子兵法》这种不战而胜的军事思想与中医学养生防病的思想不谋而合。

中医讲求“治未病”，未病先防。对于疾病的侵袭，应当先做和早做预防工作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增进人体体质，预防疾病的发生，就有如做好了各种“先为不可胜”的措施，对疾病严阵以待，邪气就无从入侵，就能使我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“立于不败之地”。

孙子曰: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徐氏有鉴于此，把中药比喻成兵士，认为中药在治病过程中，如果运用得当，往往能屡起沉疴。

历代兵家常胜者，必善用兵，历代医家有为者，必善用药。已故著名医家施今墨先生便在用药上颇有创新。施先生治病，常以两药相伍而用，名之日“对药”。配伍得当，常能取得奇妙静功效。

如黄芩单用可清肺胃之热，配伍白术则为保胎圣药，配伍半夏则可治胃酸。一味药经过巧妙配伍，能超出单味药原有的功效，可见配伍用药是很有学问的。其他如桔梗配枳壳，一升一降，上下通达，可调理气机；苍术配元参，一燥一润，一散一收，用治消渴、降血糖等，这种例子很多，不胜枚举。

医圣张仲景，在《伤寒论》桂枝汤中，以桂枝配白芍，一阳一阴，一表一里，一散一收以调和营卫；生姜配大枣，一表一里，一辛一甘，既调营卫，又保胃气，其择药之精，组方之巧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掌握了这项基本功，治疗中便可驾轻就熟，有如兵家通晓兵法，胸中自有雄兵百万，如此方能调兵遣将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

许多人知道学中医要背汤头歌诀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方剂是中医治病的最主要手段，尽管一张处方中的药物可能有多有少，但大多数是以“方”的形式出现的。所谓“药有个性之特长，方有合群之妙用”。

相对于单药、专药的应用，方剂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我们现在所学的方剂大多是经过历代医家长期应用并证明有效的，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整体辨证思维。

中医方剂发挥的是整体的功能，而非个体的作用，一个方的功效绝不是单味药物功效的简单叠加。

简而言之，有是证用是方，有是方用是药，讲究的是法要对证，因法选方，这就叫理法方药一致。有了方就形成了“阵”，布好“阵”还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阵容。

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篇》曰：“治热以寒，温而行之；治寒以热，凉而行之。”中医临证中遇见邪气亢盛而复杂的病证往往使用此治疗计谋，如大热用寒药，当病人拒而不受时，将寒药温服（顺其病性），以瞒其大热；同样，若大寒而用热药拒而不受时，则将热药凉服以瞒其大寒。

李可老中医在治疗阴寒内盛的假阳证病人时，就嘱其将熬好的四逆汤放在冰箱凉了后再喝，他说实际上冰镇的四逆汤过了中焦后就发挥热的作用，这招不就是兵法所说的“瞒天过海”吗？

“治病必求其本，见病治病，岂为良医”。中医治疗方法中很多都是取自然之象来治疗，如“釜底抽薪”法，用于发热、大汗淋漓、头痛、口舌生疮、咽痛、牙龈肿痛者，犹如锅下柴火过多，应采用抽取柴薪减退火热，通大便以泻脏腑实热，大便通则火热下行，上火得消。

大黄苦寒沉降,有斩关夺门、泻下攻积之功，此类药物药性寒凉、沉降，既能清热泻火，又能导热下行，使邪热从大便而出。釜底抽薪既能导热下行，又能泻火以存阴，一举两得。

面对凶猛之强敌，一味强取，即便不是以卵击石，也可能会落得个两败俱伤。此时应沉着冷静地分析敌情，谋略筹划，找出克敌制胜的法宝，或避实击虚，或以攻为守，或以迂为直，以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。

此计也广泛地运用于中医临证中，《难经·六十九难》所云“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”，即是此计的最好运用。补母，用于母子关系的虚证，如肾阴不足，不能滋养肝木，而致肝阴不足者，其治疗，不直接治肝（救赵），而是补肾之虚（围魏）。

因肾为肝母，肾水生肝木，通过“围魏救赵”，补肾水以生肝木。又如肺气虚弱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影响脾之健运而导致脾虚，同样可以采用补脾气（围魏）以益肺气（救赵）的方法治疗。由此形成了“滋水涵木”、“培土生金”、“益火补土”等许多治疗方法。

此计寓意，原来的客人也变成敌人。五行中一行对另一行有克制、制约的作用。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。如被克方过度强盛或过度衰弱则会出现反向相克而为害的情况。

中医的“佐金平木”、“培土生金”、“泻南补北”等法就借用了此计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“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。”木能克土，肝病最易传脾。肝实之病，应在治肝的同时，注意调补脾脏，充实脾脏正气。这里也蕴涵着“反客为主”的思想。

中医的一部分治病法如整体观念下依据人体经络，脏腑及其机体升降的调节技能而确立的法则：“上病下治，下病上治”就符合这一计策。不治疾病所在部位，而从整体联系辨证，治其有关的脏腑，也是一种“指桑骂槐”。

总之，淼淼兵道，矢之即久；浩瀚医典，亘古绵长。所谓医战相通，皆源于中华文明传承所在，大道至简，相通合一。

兵法与医道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，虽年代相隔，但医圣之思与兵圣之思竞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，可谓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